《花开自有花落时》

凌晨三点多，在oncall房里熟睡的我，朦胧中突然被手机铃声惊醒。睡眼惺忪的接通电话，话筒的另一端传来了外科医生的声音:

“Goh，我刚刚tube了一个病人（为病人进行气管插管），要refer给你，希望你能提供呼吸器支援……”

三更半夜接到转诊病例，我没好气又不耐烦的回答道，“什么事情？快说吧！”

“这是一位84岁的老婆婆，是长期酗酒者，一个月前曾因为醉酒跌倒而入院，当时脑部断层扫描发现到急性脑膜下出血。出院后还能如常活动，直到过去三天里，再次因为酗酒而三度跌倒。今天晚上大约10点左右，被发现倒卧在浴室，失去知觉，因此马上送入医院救治。她的昏迷指数当时是3，是严重头部创伤，所以我tube了她。而最新的脑部断层扫描显示了巨大的脑膜下出血，也导致中线结构移位以及脑性水肿……”

还未等他将病例完整呈现，我已打断他的话问道，“什么？84岁？如此严重的脑出血，加上病人年迈，手术风险远胜于它带来的益处，你觉得病人预后如何？你认为施予急救对病人有何帮助？”

毕竟，身为麻醉科医生，掌管着深切治疗部与所有的呼吸器。由于床位有限，而便携式呼吸器也所剩无几，我像似手操生死大权的“判官”，必须做出最好的判断，将所剩下的最后一台呼吸器保留给最适合的人选。

“坦白说，她的预后并不好，她的家人们也不同意让她接受任何手术，也交代我们万一病人心脏停止，不需为她进行心肺复苏术，让她安详的离开。”

我越听越觉得困惑与懊恼，既然家属已表明了拒绝急救的立场，我们都应该尊重他们的决定，为何却还要为这位高龄84的老婆婆进行插管，不必要的增加了她的痛苦？须知一些罹患严重伤痛，经医生诊断认为不可治愈，死亡已是不可避免的病人，在理论上不应该再施予急救。

毕竟不管是气管插管，或是心肺复苏，甚至体外电击除颤，都将陷病人于极度的痛苦与压力。倘若急救有效，则皆大欢喜；若病人仍旧回天乏术，则干扰了病人安详往生。让家属经历如此惊心动魄且惨烈的景象，或许会让他们久久无法释怀，甚至陷入懊悔苦恼中。。

或许好多人都难以接受不施予急救的理论，认为医生本就应该医治病人，若是拒绝为病人进行急救，则本末倒置，那还需要医生来干嘛？但有太多时候，医生总爱把自己伪装成“神”，认为能够成功的让病人活下来，是他们唯一的使命，更认为医学是万能的。然而他们却忘了，自己英勇的奋战，确实延长了病人的寿命，却也同样的增加了病人，甚至是家属的痛苦与负担。他们或许救回了心跳，却使得病人无法脱离呼吸器，在临死前仍需要受尽折磨，最终死也不瞑目。

现实生活中，我们医生根本不是“神”，我们只是“神手中的工具”，生与死不在我们掌控之中。然而，救与不救，到底由谁来决定？身为医生，倘若不全力以赴的抢救生命，似乎无法向自己的良知交代。站在十字路口，面对如此抉择时，我们也会感到彷徨与矛盾。救与不救，始终没有一条很明确的分界线。只要以真诚的态度面对每一位病患与其家属，以诚挚的心态来处理每一样病症，更以单纯的同理心来感受他们的心情，则问心无愧。

穿梭于这浩瀚无边的医学知识与病理学中，有时候学会谦卑的放下或许才是最佳选择。身为医生，我的职责不只限于尽全力的将病人救活；更多的时候，我有责任让家属知道病人病况的严重性，让他们做好心理准备，甚至有义务提醒伤心的家属，在适当的时候就该放手，让病人有尊严的离开。“凡是都有定期，天下万务都有定时。生有时，死有时……”。面对生命，我们必须尊重它；面对死亡，我们也必须沉着应对，更需接受这人生中无法改变的自然定律；因为按着定命，人人都有一死；花开也自有花落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