《生病的资格》

急诊室的医生大声的嚷嚷道：“你准备好钱了吗？带了多少钱来？有1000令吉，你的朋友就能住院，有5000令吉就能做X-光以及其他的扫描，或验血！”。只见一名越南客工，面带忧愁，些许尴尬的站在那儿任凭医生喊骂，接着以不太灵光的马来语回答道：“Tak da duit…”。

 

这越南客工，与他那躺在急诊室病床上的朋友，离乡背井来到这陌生的城市，为了糊口饭吃。如今他们遇上车祸，其中一人受了重伤，却没钱接受治疗，只因雇主没有为他们购买医药保险，才酿成如此田地。

在外科病房里第9号病床，一位54岁的新加坡华裔青年，嘴里插着喉管，依赖呼吸辅助器。他的胃部穿洞，却延迟了三天接受修复手术，造成了严重腹膜炎。只因为他是外国人，必须缴付医药费，却未能及时筹集足够款项。如今，腹膜炎也让他陷入了严重的败血性休克，必须依赖三种强心药，疾不可为，奄奄一息。院方坚决不将病人转入深切治疗部，只因为病人无法承担医药费。

在深切治疗病房，一位24岁的印尼青年，同样的嘴里插着喉管，颈项套着颈箍。他在工作时发生了工业意外，从三层楼摔了下来，造成了身上多处严重骨折。被送到急诊室时昏迷指数只有3，必须马上接受插管。他较为幸运，因为雇主为他购买了医药保险，能够以那一万令吉的赔偿额来偿还医药费。

每一天早上，医生们不单只关注其病情动向，更是时刻的计算着他所剩下的保险赔偿数额。这一万令吉，其实不足以让他接受手术并治愈其骨折；而深切治疗部一天的住院费也需要300令吉，还未包括其他药物及验血费用。所需费用一旦超出保险赔偿金，则得马上将他转入普通病房。

《希波克拉底誓言》中说到“无论至于何处，遇男或女，贵人及奴婢，我之唯一目的，为病家谋幸福。。。”

而《日内瓦宣言》中也提到“我的病人的健康应是我最先考虑的。。。我将不容许年龄，疾病或残疾，信仰，民族，性别，国籍，政见，人种，性取向，社会地位或其他因素的考虑介于我的职责和我的病人之间。”

面对着病危却无法支付医药费的外籍病人，我们狠下心不给予医治，我们遵守了为病家谋幸福的目的了吗？我们将病人的健康考虑在先了吗？面对着我们悬壶济世的职责，我们真的撇开民族与国籍不谈吗？我们似乎早已将那所谓有关医务道德的誓言，抛之于脑后。

一直以来，我国政府都太过“慈祥”，导致每年需要替外国人承担数亿令吉的医药费；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，这些外国病患剥夺了国人接受更良好医疗服务的权利。许多时候，病重的国人无法被送入深切治疗部接受深入观察与医疗，只因病床位子已被外国人沾满。

无奈，政府不可能无止境的津贴外国人与外劳的医疗津贴，因此政府今年特别加强实施外国人必须承担全额医药费费的措施。倘若病人入院后无法偿还债务，政府则会向接收病患的医生施以追加罚款。

也难怪医生们各各如惊弓之鸟，不敢随意接收外籍病人或向他们提供医疗服务，深怕一个不小心，拿了颗大石头重重的砸在自己脚上。我无法对着受苦的病患视而不见；站在两难之中，我们该如何决定？

救与不救，我们如何抉择？选择不救，是遵守政府的指示，在原则上我们是对的；然而，见死不救，在人道上，我们并没有将事情做对。原来一些人连生病受伤的资格都没有。。。